民营企业走出去既是企业主体发展壮大的自身需要，也是双循环格局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外部渠道。非洲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基石，中非合作正迈向高质量合作的新阶段。2023年，中非贸易额达到历史峰值2821亿美元，同比保持增长1.5%。有关观察人士指出，到2035年有望达到1万亿美元。目前中国在非投资企业有3700余家，民营企业占比超过70%，民营企业成为对非合作的主力军。在中国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民营企业，如何将遍布于各省市区等的民营企业群体高效整合起来，充分挖掘、释放这支分散且庞大的经济队伍的巨大能量，既是地方层面对非合作的重要议题，也是中非合作走实走深的必然趋势。

从中非合作实践看，地方层面的经贸合作正成为中非合作最广泛的基础和最有潜力的发展方向，各省市开展对非合作高潮迭起。结合非洲国家产业发展阶段，广东以共建境外经贸合作区为重要载体，推动一批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在非洲投资兴业，截至2023年5月，广东经备案（核准）在非洲设立非金融类企业（机构）380家。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为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2019年发布了国内头个地方省级政府出台的《浙江省加快推进对非经贸合作行动计划（2019-2022年）》。当前《浙江省深入推进浙非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正在有序落实中。经过40年的发展，江苏对非投资形成了以园区为支撑、大项目为引领、民营企业为主体的鲜明特色。截至2023年5月，江苏对非洲的投资项目523个，协议投资额60.1亿美元。山东制定了《山东省对非洲经贸合作行动计划（2022-2024）》，截至2023年7月，山东省在非洲地区已设有省级境外合作园区6家、境外省级海外仓13家，为企业走进非洲提供基础性服务。湖南对非贸易民营企业活跃，2024年前四个月，湖南省对非洲进出口总额达到220.4亿元，同比增长90.4%，显示出强劲的增长趋势。

高质量的中非合作正在走向精准对接的新阶段。非洲有54个主权国，各个国家在自然禀赋、历史国情、经济基础等方面均呈现复杂性与多面性。中国东西南北各省区的发展基础与优势产能也不尽相同。民营企业多分布于人力资源密集型行业，其开展对非合作的优势在于，与非洲经济发展互补性较强，能够更好地精准匹配双边发展需求，提升对非合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不足在于整体分布于各地方层面且规模整体较小、资源整合能力较弱，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从进一步释放地方经济潜能，助推民营企业参与对非合作的角度来说，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中央层面与地方层面的行动机制、加强地方与地方间的协同配合机制以及激发地方各要素积极参与的服务保障机制，为民营企业走向非洲创设更加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一是优化央地对非合作行动机制。从合作需求看，地方主体既要开展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基于双边或多边战略对接的各类执行性合作，比如接受留学生、建立友好城市等；更要在执行中央政策之际，充分利用非洲的发展潜力和自身优势，基于双方实际需求主动开展互补式、需求式、市场式的合作形式。民营经济在开展市场合作方面大有可为，在实践中也面临挑战，尤其需要政府层面提供政策框架体系支持，一套央地合作的行动机制尤为重要。比如在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专门的促进地方对非合作协调机制，既发挥其宏观指导作用，也要注意引导、推动和规范各种地方合作机制的建构、完善与联动，积极整合现有政策框架，创新金融政策、收税优惠、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积极弥合当前央地政策、部门政策、行业政策间的缝隙，努力避免地方层面各自为战而产生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从而发挥更好的整体联动效应。

二是探索地方对非区域合作模式。从具体实践看，各地方主体参与中非合作的灵活性较为明显，这也容易产生同质化或无序竞争和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可考虑，建立区域性“大商业”“大产业”“大金融”等聚集式对外合作模式，将区域内的各省市整合为经济发展层面的一个整体，统筹资源和合作意向进行顶层设计。2022年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6省签署了《中部六省门共同推进对非经贸合作协议》，合力对接中非合作“九项工程”举措落实，开启了地方对非合作区域化模式的探索之路，也丰富了地方对非合作的内涵。聚集式对外合作模式关键要建立区域性的政府协调机制，既要与非洲联盟等泛非组织和非洲东共体、西共体等次区域性组织等建立更为直接、更为主动的联络渠道，也要充分协调区域间的优势产能、调动区域内部的各生产要素潜能，充分对接非洲需求，最大限度发挥区域性地方联盟的协调作用，促进各生产要素积极、有序开展对非合作，强化聚集效应，助推全产业链、供应链形成“链式发展”。

三是做实地方对非合作服务平台。政府主导、大项目带动为主的地方合作模式确实能够高效推动双边合作进程，但地方内部各要素的调动和利用却不够充分，尤其是中小企业参与对非合作的营商环境和能力建设有待提升。在中国，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互为主体，民营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90%以上是民营企业。政府需建立健全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服务型平台，如政策保障平台、调研合作平台、商业服务平台等，也包括与各类智库、商业性服务机构形成常规化的购买服务协议，旨在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拓展海外业务提供良好的保障性服务。为支持中小企业能力建设，浙江成立了浙非服务中心、中非供应链研究院，湖南成立了中非经贸合作促进研究会，旨在为市场主体走出去提供路径和机制性服务。此外，有关政策保障平台还要发挥法规政策导向与制约作用，进一步规范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尤其要关注中小企业及个体商务的合作机会与能力建设，包括投融资服务、险防范协助以及社会责任监管等。

地方民营企业高水平参与中非合作，不仅推动了当地开放水平迈上新台阶，也促进了国家层面全面开放格局的加速形成。新发展阶段，民营企业参与中非合作，通常集中于地方或基层层面，关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触达双方民众日常，更容易增强双方民众的直接参与感和获得感，为共筑高水平中非合作夯实经济基础，厚植民心情谊。（卢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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