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浙江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统一，最大限度凝聚“草根力量”，引导多元共治，探索出一条群众积极参与、共同受益的基层善治之路。
做实网格基层治理更精细
路桥区螺洋街道“五老”党建联盟成员宣传治水
每天早上7点半，嵊州市崇仁镇三村的专职网格员陈伟东会准时出现在村道上。他每天巡街不少于3公里，时间不少于4小时，风雨无阻。“从安全生产、环境卫生，到村民间鸡毛蒜皮的邻里纠纷，都要负责协调处理。”
在浙江城乡，活跃着众多像陈伟东一样的网格员，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移动探头”。早在2007年，浙江就开始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2016年全面推进全科网格建设，将分散的社会管理服务事项统一纳入“一张网”，打破部门壁垒，提高综合治理能力。
桐乡濮院外来人口高密度聚居，基层治理难度大。濮院镇建立“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190名专职网格员牢筑平安防线。全镇刑事警情同比下降22.3%，消防警情同比下降11.5%，群众安全感满意率同比提高3%。
台州路桥628位专职网格员带出了6000多名兼职网格员队伍，上报信息基本实现1天内受理、5天内办结。
嘉兴南湖整合广泛吸纳企业家、乡贤、专业社工、民兵预备役、网络意见领袖等社会力量组成“网格服务团”，凝聚起基层自治的更大合力。
目前，浙江共划分了7.08万个网格，配备23.4万名专兼职网格员。他们集信息采集员、政策宣传员、矛盾纠纷调解员、社会事务管理员、网格居民服务员、社情民意联络员于一体，成为基层一线最为活跃的“平安细胞”。
多元共治构建善治新格局
吴兴区织里镇“平安大姐”工作室
2017年，湖州织里镇一家童装企业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企业主全家“消失”，20多名工人的40万元工资没了着落。幸好公益社会组织——“平安大姐”工作室及时介入，最终说服企业主变卖企业设备和个人资产付清工资，化解了这场纠纷。
“平安大姐”是浙江各地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发动并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鲜活样本。据统计，目前全省有社会组织5.3万个，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9.3个，在矛盾化解、社区矫正、帮扶救助、慈善公益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为使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更专业、有效率，诸暨市枫桥镇试点村级社会组织标准化建设，在枫源村建立“5+X”的社会组织架构。“5”是乡贤参事议事类、乡风文明类、邻里纠纷调解类等五大类社会组织，“X”则指各类个性化团体。“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形成矛盾调解的‘品牌效应’。”枫源村村委会主任骆根土说。
枫源村乡风文明理事会就是村中的“品牌”社会组织。它由各自然村有威望的村民、红白喜事中各项业务负责人及村干部等组成，引导村民破除陈规陋习。“如今，村里婚丧嫁娶等活动中的‘人情风’遏制了很多。”理事会负责人骆汝霖说。
由民做主民生实事得民心
吴兴区妙西镇龙山人大代表联络站
“村里卫生站还是30年前建的，现在都成危房了，建议镇里修一下。”
“家里操办红白喜事，厨师没资质，吃的菜没保障，建议政府管管，至少发个卫生证。”
2018年10月12日，湖州市吴兴区妙西镇龙山人大代表联络站里，6位市、区、镇人大代表集体接待选民，征求明年的民生实事项目建议。
2017年，湖州举办了313次这样的代表进联络站活动，征集到民生项目线索2305条。浙江在全省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将民生实事项目的征集、决定、监督、评价等诸多环节引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轨道，让政府决策由“为民做主”变为“由民做主”。
2018年初，宁波鄞州区人代会票决的“雪亮工程”项目，按计划应新建改建视频监控4841个，但区人大常委会在动态监督中发现，实际建设调减了218个。相关部门后来及时做出调整，在原有计划数量基础上再有所增加。
鄞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慧芳说，该区建立“1+1+N”动态监督，每个票决通过项目由1名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1个区人大常委会相关工委对口联系，若干个镇(街道)代表小组参与，对每个项目进行全年动态监督，确保民生实事“不走样”“不变形”。
截至2018年6月，浙江实现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的市、县、乡三级全覆盖，共提交候选项目8815个，实际票决通过项目7024个，累计投资额3449亿元。
来源： 《今日浙江》杂志 | 作者：岑文华 | 责编：赵晓霞 审核：张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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