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够“网红”，许多人正在互联网快捷传播的支持下，将无所不用其极的“恶俗”尽情挥洒。

　　1月5日，安徽泗县一网红拿着一女子照片戴孝帽进行网络直播带货，并自称该女子是其母亲，此事迅速引发网友关注。

　　泗县公安局工作人员调查后表示，该男子的行为属于低俗直播，将对其进行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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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一起接一起的偷税漏税“网红”被查处并“轻松”缴纳连罚带补的高额税务之类的事件发生后，人们才知道网红的收入如此之高。由此进一步引导和掀起全民“网红”的高潮。

　　所谓“网红”，就是通过各种社交媒体，采取夺人眼球的方式吸引大众注意的一种新兴职业。信息的碎片化、传播媒体的急剧增加、资本利益的运作，使这种职业以一种病毒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在网红曝光度增加的同时，它对个体、社会也带来了值得注意的的影响。

　　和任何一种社会现象萌芽、起步遵从的逻辑一样，“网红”也是利弊并行。社会的责任自然应该是“趋利避害”。

　　一方面，“网红”通过传递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粉丝”，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部分“网红”传播不健康内容，对受众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会受到法律制裁，负面评价多、行业形象差已经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优质文化的传播和正常的社会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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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红”现象突兀而起，有着明显的时代特点。

　　在一个产品、尤其是低技术含量产品过剩的年代，销售变得日渐艰难，生产这些低端产品的企业利润几乎被同一水准上的恶性竞争削平，微薄的利润不足以支撑更多的销售环节成本，只好寻求能够减少销售成本的互联网通道。

　　而互联网传播的无空间销售渠道和集聚人数的能力，使得网红带货成了一个企业认可并追随的销售通道，而不少网红也的确不负众望，借助互联网通道，大量销售出去或好或差的商品。

　　这是“网红”成为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社会现象的大背景。

　　重要的人们不是羡慕“网红”的三寸不烂之舌，而是其背后的高额收入。在一个精神价值落寞的社会里，经济几乎成为人们彼此需要的唯一支撑，也是人们价值判断的超过其应有魅力的重要标准。

　　这种条件下管束不严，就会导致恶俗流行。不论手段，只管结果，这曾被崇尚很久的企业管理理念，在社会其他领域的价值体系中流行开来。

　　这便是“网红”时髦的主要根基，也是“网红”被大众崇拜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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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红”的兴起，都伴随着受众的娱乐性和快餐性消费习惯。

　　而新技术下兴起的直播平台、短视频应用等都给了个人的个性展示极大的空间，网红群体在这一环境下更易获得舆论聚焦和粉丝聚集。网红较强的自我表现能力和鲜明的个性特点，使得大众“潮流”般追随的同时，会有人用违背道德观念、违规违法的手段来挑战社会的管理底线。

　　很显然，这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偏航的外露。那么，如何扭转才能回到正常的轨道？

　　和所有的试图脱离社会管制的行为一样，制度、法律，甚至道德引导都应当出手纠偏。尤其是前两者，绝不可或缺。制度、法律管理下的社会，秩序会有一个可以预期的样子。比如对于贫富差距大、分配不均的治理，对于社会资源占有量高的企业要求的奉献力度，等等，都是公平社会给予所有民众的一个交待。

　　因此，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市场监督，重点打击“三俗”等违规内容，保持对网络乱象的高压态势，培养引导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鼓励“网红”引导“粉丝”正确的价值观，推动社会健康向上的良好风气。

　　今天曝光的这个，貌似事件不大，貌似非常偶然，其实折射出来的是一个开始快速抬头的社会恶俗现象，不能不引起社会管理者的重视。

来源：中国网    | 撰稿：陈鹰    | 责编：俞舒珺    审核：张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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