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发布，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目前超大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7城，特大城市共14座，分别是武汉、东莞、西安、杭州、佛山、南京、沈阳、青岛、济南、长沙、哈尔滨、郑州、昆明、大连。

　　据国家统计局说明，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

　　这与此前根据住建部2020年底最新公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基本吻合。

　　由此可见，中国的城市化快速进程让多数城市的体量快速变大，尤其那些机会、资源集中的超大城市，已经显示出明显的臃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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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进入大城市工作、生活曾经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和追求。那些高楼大厦很长时间以来都被认为是美丽和繁荣的标志。而各类资源的集中是人们希望进入大城市工作、生活最现实的理由。特别是工作机会，赚钱机会，甚至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都是小城市、城镇所难以企及的。

　　中国城市化快速进程的三十多年，完成了许多其他国家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城市化率“任务”，按居住在城市半年以上就算做“城里人”的标准来统计，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就是说有多半的人生活在城市了。经常所说的六亿人还在农村也是这个统计的一个佐证。

　　现在出现的这些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其实就是追求城市化率最明显的成果。

　　城市的臃肿因许多历史原因、时代局限造成。大城市、小城镇资源的不平衡配置是主要因素，包括人们日常生活需求的教育、就业、看病、发展机遇、施展才华的空间、个人价值实现的平台，等等，都因为资源的流向而牵引着人们生活居住地的选择，最终使得进入城市成了一种大众都认可的价值体系。

　　大城市的人口膨胀因此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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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证明，过度的人口集中有许多益处，同样也有不少弊端——尤其是在人们物质生活富足达到一定程度的当代，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这些美好包括安全的食品、清新的空气、幽静的环境等，而这些正在被大城市所淹没。

　　以往大城市人口集中所体现出来的优势，诸如产业、消费、供需快速联动等工业化造就的经济成就也在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年代里，变得边际效应锐减。特别是快速普及提高的互联网、物流业，把城市与乡村几近无缝对接起来。曾经不理解的西方国家中产阶级宁愿住在城市郊区的现象，在当代的中国已经萌芽。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自然不是为了过“拥堵”的生活，在小康生活逐渐达到以后，人们开始要求生活的质量。

　　超特大城市呼应这种要求开始“减负”。这主要在于政策的引导。比如北京开始均分教育资源，教师轮流到不同的学校，在尽力“灭掉”学区房的同时，也是在疏解过度集中的人口，进而达到将人口往周边城镇疏散的目的。其他城市的向外拓展，资源分散，也是为了相似的目的——那就是医治日趋严重的“大城市病”。

　　特别是目前在全国开始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要从前所未有的高度，解决城乡发展的失衡，同时通过控制资源的分配流向来解决乡村凋敝、城市臃肿的问题。

　　这是对于民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承诺。那与之紧密相关的超特大城市的问题，也会在各类务实政策的引导下最终解决。城市会在新的时代里，科学布局，最终轻装前进。

来源：中国网    | 撰稿：陈鹰    | 责编：俞舒珺    审核：张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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